摘要：“率极均衡原理”的经济学理论发现，是作为宏观经济的理论基础解决公平问题，是实现习近平经济思想核心价值“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它与微观经济学理论基础“择优分配原理”解决市场的效率问题，彼此是资源配置的左右两只脚，组成了一个对立统一的太极图动态模型。1975年苏联科学院院士康托罗维奇因“择优分配原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左右协调互补均衡运动，才是完整的经济运动!
一切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逻辑起点。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两大主题。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这两者集中体现了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率极均衡原理”，是和学思想家刘浩锋2010年在其“和学思想体系”第五卷《经济科学原理》中的理论发现与贡献。它对微观经济学领域的理论基础“择优分配原理”是一种必要的补充与发展，也是逻辑论域扩及宏观后发生了思想大转折。“择优分配原理”被称为经济学的脊梁骨，1975年苏联科学院院士康托罗维奇因此发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也发现了此理。
“率极均衡原理”通过严谨论证指出：“择优分配原理”，在微观经济学领域，追求局部利益至上与实现效益最大化，而导致宏观经济出现整体长远利益最小化，最终陷入两极分化，爆发周期经济危机的悖论困境。“纳什均衡原理”从数学上论证了“囚徒困境”，它充分证明了亚当·斯密的理论：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最终全社会达到利他的效果——这是一个并不成立的悖论。真实的情况就是：每个人仅仅从利己目的出发，局部而言、短期内可能利己，但长期而言社会必然出现互害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爆发既不利己也不利他的系统性危机。也证明了茅于轼教授在《择优分配原理》一书中论证的：每个人追求效益最大化，最后实现整个社会效益最大化——在逻辑上并不成立。真实的情况就是导致整个社会效益最小化——两极分化与周期经济危机或社会革命爆发，形成所谓的“历史周期律”，无论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这样一种困境。
1945年7月，毛泽东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中探讨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问题时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西方社会通过选票在民，政治家取悦于民，政党互相纠偏轮替，不断提升民众的社会公共福利与保障，构建了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最大可能去避免两极分化与动荡循环。同时，通过对外扩张殖民来减缓、消弭两极分化。
习近平主席也指出：“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党始终在思索、一直在探索。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但如果不能解决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问题，仅仅依靠自我革命还是不够的，因为不能解决改革发展中，人民群众对物质与精神日益增长的要求，不能解决两极分化困境;如何让人民民众的公共福利与保障问题，协同综合国力、GDP的增长而增长，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才是解决历史周期律的关键所在。
“率极均衡原理”指出：当资源配置追求效益的最大化达到极致时，必然要求转向实现社会公平，趋向整体系统的均衡，提出“公平是整体的效率，效率是局部的公平”这一精辟经济学观点，实现经济学上首次微观与宏观的逻辑统一，达成经济现象中效率与公平的动态互补关系。
这一理论巨献，虽然还不为很多人知道与理解。但是在2018年12月29日，以“新时代、新挑战、新作为”为主题，由中国经济人物网、《环球时报》社、民革中央企业家联谊会、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世界中国工商总会共同主办的“2018中国经济高峰论坛暨第十六届中国经济人物年会”
，刘浩锋以经济学上理论发现“率极均衡”原理，入选第十六届中国经济人物年会，并荣获本届唯一的“中国经济文化创新人物奖”。
择优分配原理成立的条件与“择优不优悖论”
要完整理解“率极均衡原理”的理论价值，首先要理解茅于轼教授的“择优分配原理”，这是微观经济学关于资源配置与交易的基础科学理论。
“择优分配原理”：以施肥配置为案例。在给定的化肥与两块土地上，如何分配才使得它产出的粮食最大化。这两块土地大小不一样，土质(肥瘦)也不一样。现在有50公斤化肥，怎么分配在这两块地上，使得它生产的粮食总量最多?依据“择优分配原理”的做法是：乙土地上减少一公斤化肥，用于增加在甲土地上，因为减少的那一公斤化肥它在乙土地的产出能力，比在甲土地的产出能力要少。为了能生产更多粮食，最后不得不把乙土地的化肥不断输送到甲土地，结果增产的粮食有所增加。这个推理在局部系统中是成立的。
茅于轼教授的“择优分配原理”作为西方微观经济学的交易基础，其实只解决了局部效益最大化的问题。如果只停留在微观层面，只顾自己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及他人，不能扩大逻辑论域延伸推理，必然陷入甲乙两块土地两极分化的状态。而甲乙作为整个社会中的个体，体征于社会就是阶级对立的悖论格局。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会导致革命陷入历史周期律。这个现象，不妨称为“择优不优悖论”。
所以，邓小平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尤其强调：如果搞两极分化，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 1990
年P364)
为何关注局部短期利益，而忽略了整体长远利益?是因为它用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分析处理，建立在甲乙两块土地相对独立的假设条件上，没有从两块土地构成的整个土壤层面来辩证看待。正是这种追求局部利益最大化的择优选择，导致肥的甲土地更肥，贫瘠的乙土地更贫瘠，从而整体格局出现了失衡状态爆发了分化危机。
当自由市场经济宣称只解决效率而不解决公平，这是一种偏见。事实上，只有彼此周期协调互换，当市场效率走向极致时就转向社会公平才能避免周期经济危机，通往整体的效率。当社会公平走向极致时就向市场效率倾斜，保护鼓励差异化发展，才能避免经济的僵化危机。整体与局部，公平与效率，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这社会经济健康运行发展的两条腿，不可偏废。
而精准认识与掌握经济活动资源配置中效率与公平、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的逻辑关系，主动积极作为，就是德政与圣贤之治。这与西方政治结构中，政治家因取悦于民的被动消极的作为，殊途同归，算是异曲同工之妙。但，中国的德政一定会做的比西方好，因为我们有“率极均衡原理”的理论作为指导，能够积极主动驾驭经济发展规律，实现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的逻辑基础：为何效率至上必然转向整体公平
当50公斤化肥要实现在甲乙两块土地上的最佳配置达到效益最大化，假设甲乙各25公斤，通常当甲土地增加一公斤化肥的单位产出高于乙土地增加一公斤化肥的单位产出，于是将供给乙土地的化肥用于甲土地，这样能够增加化肥效益的最大化。这是一方面。
当另一方面出现边际效益下降，它就停止甲土地施肥，就应给乙土地施肥。在一个限定的系统里面，只有甲乙两块土地，就必须给乙土地施肥。而作为同一条曲线，如果把甲乙两块土地互为关联的整体分析，从生态系统来看，或者用来解释宏观问题，边际效益下降意味着必须将化肥给乙土地，才能提升50公斤化肥的产能与整个土地的产量，这样就缩短了甲乙两块土地的产能与差距。而甲乙两块土地代表的是富人与穷人、精英与平民。化肥代表是国家金融等国家宏观调控手段与方式。
这个转向，就是效率至上转向整体公平，实现共同富裕。在这个转向的过程中，对应于社会经济生态，是一个不断运动不断缩短差异化的过程。它的政策出台需要把握一个相当高超的技巧。不能以发展公平的名义来扼杀效率，而是要更好的保护效率的发展，同时，通过国家政策调控与社会福利、转移支付增加社会公平，缩短差异化，达成共同富裕。
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要避免国家与社会在左右两个极端中大摇摆，造成社会成本的巨大损失。就如中国哲学所言：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根据不同阶段的经济形势，在实现社会公平中逐渐发展效率，在实现社会效率中不断增加公平。
“率极均衡原理”的价值与时代意义
茅于轼教授为何没有发现这个道理，即是因为他用形式逻辑的离散分析法，着眼于微观问题，而没有将此延伸宏观问题。因为，延伸入社会宏观问题，就会发生逻辑悖论。而悖论，在形式逻辑科学系统里面，这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他所依赖的思维逻辑方式自然形成的局限。
换句话说，他所论证的结论只适合于他所限定的系统里面。一旦超出了他的逻辑论域，往往就会发生悖论。而这个限定系统的逻辑论域，并不与客观社会完全对应。而是只能诠释一部分经济现象。这也说明，西方依赖形式数理逻辑建立起来的科学范式与科学系统，必须依赖中国哲学与天道辩证逻辑工具来提升发展，使之更好的为人类文明进步服务。
也就是说，茅于轼教授没有发现甲乙两块土地之间的关联意味着什么?它追求的局部效益最大化问题，诠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与历史，属于资本主义经济学范畴。他将发展社会公平这一宏观领域推入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范畴不做更多思考。
这个原理的发现对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揭示40年改革发展为何陷入当今两极分化的困境，又将如何解决社会两极分化的当代困境，实现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与价值追求。同时也为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道路提供了科学基础与理论支撑。
不仅如此，它实现经济学上第一次微观与宏观的逻辑统一，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互补关系。指出了资源配置片面追求效率与局部利益最大化的恶果，必然周期爆发西方经济危机。由此，“率极均衡原理”解决了一直悬在西方乃及世界人民头上的周期经济危机困惑。这是世界经济理论界的一次根本性划时代的突破。
太极图蕴含的天道宇宙理性原理揭示万事万物辩证运行，都会走向自身对立面而衰竭。这种物极必反原理，同样深刻反应于自然界与资源配置过程中。太极图所蕴含的辩证逻辑，对应自然与社会的客观运动属性，接纳矛盾关系，符合复杂性有机系统对逻辑工具的要求;它驾驭形式逻辑工具，可以为资源配置提供了普遍有效的方法。
“率极均衡原理”，不仅是微观经济交易基础，也适用宏观经济原理。事实上，生活中富人并不总是能创造最大效益。政府看得见的手，既要维护富者权益，鼓励富者积极做公益与慈善。若要避免富者资源增加而产出降低，而是国家应该通过调控将更多资源输送扶助穷人，帮助穷人接受公共教育与现代产业技能，促进穷人提升逐渐成长为富人。
但社会公平层面的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主要依靠政府的宏观调控与转移支付。政府不能推卸所应承担的主要责任与责任主体位置，富者依靠的是个人的精神觉醒与道德修为。把公共的交给国家，把竞争的交给社会，把发展公平的责任交给政府，把追求效率的责任交给市场。彼此不能错位。
那么，所谓实现社会公平的公共产品就是医疗教育养老，甚至住房。当一个国家的产业分工与产能达到足够完备，构建起了能自我实现的有机循环系统的时候，国家可以有无数种方式通过调控，实现国民更为优雅文明、体现共富要求的住房水平。最终，达成合理差异、整体均衡，实现数学上“球容积圆面积最大”的共同富裕社会。
“率极均衡原理”的普遍应用，可以将社会从两极分化的低效率与系统危机边缘拉回，不断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并向整体的社会公平靠拢，达成缩短甲乙两块土地的产能差距趋向均衡，实现系统更高层次的公平格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洞察到问题也指出：在中国宏观经济层面，不存在产能过剩，是有效需求不足。中国必须使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财政赤字化不是不可碰触的红线，经济收缩阶段，如果未能采取逆周期调节，经济快速下滑，信用将无从谈起。2020年他曾提出：大胆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不必过多顾虑杠杆率，不必过多担心通胀压力。余永定的建议得不到学术界与高层重视，是因为在学理上，他还没发现率极均衡原理，他需要从经济学原理上找到逻辑论证。
一个国家整体的富裕程度，就等同于这个国家财富容积的多少，它体现在球的直径与空间，也体现在密度与质量。而差异化的竞争可以扩大国家的容积与直径，但要避免系统崩溃，就要在两极分化的时候遵循“率极均衡原理”，及时启动公平的左腿，使得国家系统逐渐丰厚圆满起来，实现社会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国家整体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数学证明
依据经济学率极均衡原理的逻辑推导，构建合理差异、整体均衡，实现数学上“球容积圆面积最大”的共同富裕社会，可以获得严谨的数学证明。我们假设在某个阶段国家的全部金融投资作为一个有限长的闭合曲线C，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会取得最大回报，取得最大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以下论证揭示，这个闭合曲线围成圆，效益最大。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得到圆，物理学规律揭示，那就是均衡投资。也就是说，要解决有效需求问题，国家依据率极均衡原理，通过宏观调控可以给普罗大众提供金融支持与福利产品，带动需求，拉动市场消费与经济的成长。
在国家经济领域，如果国家的金融支持是均衡的，闭合曲线，如果各个方向受力均衡，生成的图形一定是个圆，这证明实现共同富裕，就是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最大化!
如果国家的金融政策与支持是不均衡的，某些方向大，某些方向小，生成的一定是个细长、扁平图形。比如只倾向效益好的大型企业、国有企业等，而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雷声大雨点小;比如对银行有存款的富人的扶持大，而完全忽略了穷人技能与创业的金融需求等。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造成两极分化的社会，爆发经济危机乃至社会革命陷入历史恶性循环深渊，最后出现整体利益最小化的结局!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就是这样的方式，所以，它在爆发经济危机给社会造成巨大损失后，它最好的方式，是向外扩张与侵略，通过放大逻辑意义上的论域与地理版图，来消弭内在系统的沟壑，给世界带来不稳定与冲突，乃至不可持续发展。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联盟进入金融帝国全球主义阶段，它必然是要千方百计对全世界人民割韭菜，这会将世界陷入反抗与动荡的共同毁灭之路。
率极均衡原理所展现的共同富裕的理想，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拓展也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提升。因为，只有共同富裕，世界才会持续的和平与长久共同发展。这个原理它的应用是普世的，不仅适用一个国家的政策，将来随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断发展，也适应地球村天下大同社会的世界治理。
从而，“率极均衡原理”是西方经济学的逻辑论域的发展与转折，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是体现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现代化全球化学术成果。它的诞生，有力展现了中国文化复兴经世致用，科学论证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道路是历史与时代的必由之路。中国道路的成功也必将为世界做出表率，为促进地球村实现共同富裕与人类和平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秩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铺就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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